3298.辽代墓室壁画：契丹人与汉人的物质精神世界

　　学术界众所周知的是，治辽史有两难：第一难在基本史籍资源的稀少和质量偏低;第二难在文献资料的难于索解及其所提供信息的相对单一。有鉴于此，有关辽代历史的研究，尤其是有关辽代社会生活与文化艺术的研究，就不得不尽可能多地结合考古发现成果了。所幸辽代墓葬考古材料的不断涌现，已经为我们积累了堪称丰富的新的史源。这不仅是辽史研究领域的一份欣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份欣幸。
　　
　　辽代墓葬壁画　　辽墓的考古调查始于二十世纪初，特别是当时辽陵契丹文哀册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对墓葬所能带来的新史料的广泛注意。三十年代初期，日本人对庆陵(圣宗永庆陵、兴宗永兴陵和道宗永福陵的合称)的挖掘，使我们对契丹人的墓葬有了最初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辽代考古工作取得了飞速进展。到目前，考古工作者已相继发掘辽代墓葬四百余座。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纪年材料，这些墓葬多数出现在穆宗(951-968年)至景宗(969-982年)时期以后。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百余座墓葬中，带有壁画的达八十余座，可见壁画墓在当时极为流行。这类壁画墓的分布范围，大体在辽上京、中京、南京和西京之间。　　上京和中京一带为契丹王朝的腹地，其范围大约可以覆盖今天的内蒙与辽宁两个地区。其中，内蒙古地区的辽墓，以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墓居多，主要有：哲里木盟库伦旗辽墓、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合葬墓、昭乌达敖汉旗北三家村辽墓以及敖汉旗丰山村皮匠沟、娘娘庙、下湾子、喇嘛沟等处辽墓等。这些辽墓的装饰主题，基本以反映契丹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车马出行、狩猎场面、契丹族侍从、鹰犬居多;当然也有部分受汉地影响的装饰主题，如花鸟屏风、星象图等。辽宁地区的辽代壁画墓主要有：朝阳姑营子耿知新墓(1026年)和耿延毅夫妇合葬墓(1020年)、北票莲花山辽耶律仁先族墓、朝阳县木头城子辽墓以及关山辽墓等。此区壁画墓除了表现带有鲜明契丹民族色彩的车马仪仗等主题之外，还呈现出更为浓重的汉化色彩，出现了夫妇宴饮、十二生肖、四神、仙鹤以及仿木结构斗栱等表现题材与装饰内容。
　　
　　辽·宝山1号-侍从牵马图 壁画绘于东侧室东壁 4(《内蒙古辽代壁画》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12月)
　　
　　辽·彩绘星图 72(《宣化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 2001年9月)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1994年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东沙日台乡宝山南麓一号和二号大型辽代壁画墓，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绘画技艺荣列当年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其中，一号墓建于辽太祖天赞二年(923年)，为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契丹贵族墓。该墓采用砖雕影作仿木结构建成一穹庐式的墓室，建筑部件均有华丽彩绘装饰，墓门外以门楼与侧墙组成宽敞的庭院;墓室之内又用几块大型石板构筑一座方形石室，两室之间竖立彩柱，仿佛回廊，外室四壁和石室内外绘满壁画，分别描绘契丹仆吏、鞍马出行，以及汉族神话故事等内容。二号墓的年代与形制均与一号墓相近，其石室当中还出现了取材于汉民族故事的《寄锦图》《诵经图》等精美壁画，其艳丽的色彩和细腻的笔法，明显具有唐画风貌，反映出周昉画风在辽地的影响。
　　
　　辽·宝山2号-贵妇颂经图(颂经图局部)11(《内蒙古辽代壁画》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12月)
　　在燕山以南的辽南京和辽西京地区，亦即当时的“燕云十六州”，今天的北京、河北和山西北部一带，壁画墓的营造更加普遍。目前发现于河北地区的辽代壁画墓，基本都集中于张家口地区。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1971年至1995年间在宣化区下八里发掘的九座辽代汉人壁画墓。九座墓葬中有八座属于同一家族墓葬，墓多为双室，前室呈方形，而后室多为八角形、六角形或圆形，墓门一律作彩绘砖砌仿木结构门楼，前后室四壁之上影作檐枋和斗栱，檐枋上方皆做迭涩内收穹隆顶。九座墓葬中皆绘有精美的壁画，表现出行、备馔、点灯、启门等家居奉侍等场面，内容十分丰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各墓当中大都绘以兼有中国传统二十八宿、十二时和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内容的天象图，而且普遍出现了描绘为墓主人碾茶烹茶、准备佛教经卷和散乐演出的画面。由于墓主人皆有佛教信仰，所以他们全都采用了佛教的“荼毗礼”葬式，其骨灰棺箱上还书写着各种陀罗尼经咒;有的墓葬中还出现了装纳墓主人骨灰的真容偶像。类似的情况在北京地区的辽墓当中亦有所见。　　山西大同为辽代西京所在，是辽代壁画墓的又一集中区域。该区较值一提的发现，主要有十里铺村辽墓、新添堡村辽墓、卧虎湾辽墓、马家堡辽墓，以及新近发现的西环路辽墓等。其壁画题材十分多样，既有反映契丹趣味的车马仪仗，也有充满汉族色彩的家居图、宴乐图和天象图等;其中，新添堡村东北的二十九号墓，壁画当中还见有双头人、伏卧人、仰身坐人、捧盘立人等中晚唐时流行于中原的神煞内容。　　当然，以上只不过是对辽代壁画墓发现情况的一个简单介绍，远远无法概括实际发掘材料的丰富内涵。
　　
　　辽·宝山2号-仕女图(寄锦图局部)7(《内蒙古辽代壁画》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12月)　　可以说，辽代壁画墓中所反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不仅是研究辽代美术的绝好材料，更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的绝好材料。所以，如何有效地发挥这批材料的学术价值，无疑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首先，从上述墓葬的分布情况看，上京和中京一带的壁画墓，基本上都是契丹贵族的墓葬，而在南京和西京地区发现的，基本上全都是辽代汉人的墓葬。这一地理分布上的差异，不仅反映了辽代南北分治的情形，而且为我们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观察辽代社会文化，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切入点。　　例如说，以宣化辽墓为代表的汉人壁画墓，就向我们展现出辽代汉人社会生活和观念信仰的许多方面：《备茶图》的出现，反映了当时饮茶文化的广泛流行，成为饮食文化中的一种时尚，尽管辽地并不产茶，但壁画中描绘的茶具与烹茶程序，皆体现出唐宋茶法在南北各地的影响;《散乐图》的出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辽史· 乐志》有关记载的认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乐礼文化如何成为普通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壁画中的车马出行、家居奉侍题材以及砖雕桌椅和华丽的墓葬建筑装饰，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其中也包含着时人对彼岸世界理想生活的理解;童嬉场景寄托着血脉延续、子嗣兴旺、家门隆昌的企盼;三教会棋的画面，形象地展现了当时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宗教历史背景，同时也表达了时人对心目中的天堂、仙境的向往。另外，火葬葬式的普遍使用和备经画面乃至真容偶像的出现，揭示了佛教思想观念对辽代民众的深刻影响;而且随着密教陀罗尼信仰的流行，于墓上建陀罗尼经幢的风气，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世俗墓葬的坟塔化，使墓葬建筑平面呈现出与墓上经幢相应的八角形或六角形，看上去宛如一座座佛塔之地宫;书有陀罗尼经咒的棺箱，也将保护墓主的灵魂免受地狱中的恶魔侵害。
　　
　　辽·备茶图(局部)3(《宣化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 2001年9月)
　　
　　辽·童嬉图22a(《宣化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 2001年9月)　　再例如说，位于辽上京地区的宝山辽墓等材料也向我们表明：虽然契丹民族的葬俗早在建国前后就受到汉人葬俗和佛教葬俗的强烈影响，但是他们对汉族丧俗和佛教丧俗都不是直接拿来用的，而是主动将其熔铸成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丧葬文化与艺术形式。在墓葬的空间建构方面，打从他们一开始接受汉民族的墓葬形式和建墓方式，便将墓室内部布置、装饰得带有浓郁的草原游牧生活色彩;在壁画题材方面，如果说画在宝山一号辽墓墓室东壁的那幅相对简略的鞍马图还不过是反映了与随葬马鞍和杀马祭祀相类似的早期意识，反映了契丹民族对马的重视，而我们在其后的契丹贵族墓葬中看到，伴着随葬马具习俗的延续，这一表现题材逐步脱离了墓室，发展成专门用于墓道两壁的一种装饰，且其场面越来越大、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到辽代中期以后，墓道的长短、出行仪仗场面的大小，以及仪仗中的高轮驼车(青幰车)、旗鼓仪仗等，无不成为契丹贵族等级与身份的标志和体现，同时也间接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契丹贵族的实际拥有;在葬式与敛具方面，契丹贵族并没有满足于汉民族的尸骨葬，也没有采取一般佛教僧侣与汉人佛教信众普遍采用的火葬，而是在尸骨葬的基础上，很可能仿效了佛教高僧保存尸体的方法制成不坏的“真身”，然后裹以从其早期葬俗保留下来的那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网衣、加罩仿自死者真容的金铜面具，从而为死者重新塑造出一个像佛一样永远不毁的“金容”和一个长久不坏的身体。这一切，无一例外地反映出契丹王朝在丧葬习俗层面对其本民族之文化形象，以及对契丹贵族之高贵身份与社会等级地位的不断构建。
　　
　　辽·出行图 85(《宣化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 2001年9月)　　其次，就艺术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处于不同地域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共同使用壁画装饰墓葬，这一现象本身极有趣味。那么，两地壁画墓的发展经过如何，各自的内涵、特色和相互间的联系又如何，都是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比如说，从蕃汉美术的互动交融与多民族文化的视野中，我们可以发现：自阿保机建立辽国至辽亡，辽朝一方面积极借鉴和吸收汉地的封建文化，另一方面也重视继承和发展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上的蕃汉分治相适应，辽朝的文化也表现出了游牧文化与高度发展的汉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特点。辽代的美术，也始终在以契丹人和汉人两个主要民族为中心的两种文化艺术背景中发展成长。如宝山辽墓一方面于墓室四壁绘有大量个性鲜明的契丹人物以及他们素所钟爱的鞍马坐骑，另一方面却又于石室内部装点着充满唐风的《降真图》《寄锦图》《诵经图》以及五代时期流行于中原的“装堂花”。当然，从宣化辽墓部分墓葬的穹窿顶上的花草图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辽汉人对契丹穹庐装饰风格的爱慕与欣赏。这些迹象，生动反映了汉地艺术与契丹草原民族艺术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特色和风貌，而且相互之间不断地发生交互影响。　　总之，辽代墓室壁画等墓葬考古材料作为一种辽代历史遗迹，既是辽代社会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反映，同时又是由当时的观念、信仰、知识、教养等各种文化因素混合而成的辽代人的思想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反映。所以，如何充分结合现有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去有效地发挥这批新材料的最大价值，显然是一项富于吸引力和挑战性的新课题。我相信，新校注本《辽史》的出版，无疑为这一新课题的深入展开，打下了新的基础，带来了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