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生死局在线阅读_善本碑帖的学术传播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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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中，共收入全国487家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古籍共计13026部，其中，在汉文文献里，共收入碑帖拓本207件。这些拓本无疑是中国文博机构中所藏碑帖的优秀代表，如第五批入选《名录》的东汉延熹八年（165）刻、郭香察书《西岳华山庙碑》宋拓本，即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所藏的珍贵善本，亦称“顺德本”，此拓有清姚鼐、孙星衍、伊秉绶、龚自珍、赵之谦、潘祖荫等20余家题跋，原碑明代已毁，存世拓本仅有4种，此为最早和最完整者。

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在“做好古籍普及传播”中要求“加大古籍宣传推广力度，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持续推进古籍进校园工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碑帖作为汉文文献古籍里的一种，从《名录》收入的数量看，所占比重虽然很小，但由于碑帖的特殊性，其普及度较其他古籍却很高。说它特殊，是因为碑帖承载的信息量很大，为历代文人、金石家和书画家所青睐，尤其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经典的碑帖善本就是学习和研究书法的不二法门。碑者，广义上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凡古代石刻文字皆属之。帖者，原指贴在帛书褾头上之题签，北宋以后泛指供人习书的墨迹范本，称为“法帖”。又为扩大其传播，将墨迹摹刻至石板或木板上，以拓本流传，则称“刻帖”，今天所见帖本大都如是。此外，拓自鼎彝之上的吉金文字，亦是学习书法的重要资料，堪称研究篆书的要典。将其装裱成册或立轴，置于案头或悬于壁间，以供欣赏和研摹。严格地讲这属于“金”的范畴，我们现在也经常称其为碑帖。如同第五批入选《名录》的四川博物院所藏，张廷济跋西周铸《曶鼎铭文》清拓原器未剔本，亦归于古籍汉文文献类碑帖拓本属。所谓“善本”即《名录》所言之“珍贵”，只不过入选《名录》的善本，是善本中的善本，尤为珍贵。善本的评价标准因时而异，张之洞认为凡足本、精本、旧本皆为善本。上世纪70年代编写的《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则明确，满足“三性”“九条”的就是善本。根据入选《名录》的比例看，入选者皆是从卷帙浩繁的拓本中层层选拔而来，其厘定的标准会更高——仅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碑帖菁华约23万件，此外还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如故宫博物院、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几十家收藏碑帖的重要机构，所藏善本，不胜枚举，尤为可观。

如此看来，做好善本碑帖的大众化普及和传播就显得尤为重要。说它重要不仅因为碑帖的数量多，还因碑帖蕴含的价值十分丰富。正如金石家朱建新所言，其价值有三：“一曰考订，二曰文章，三曰艺术。”这与善本的“三性”颇为相近，即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这是对碑帖价值的具体提炼。窃以为，做好善本碑帖传播就是要做好碑帖的“三性”传播。 “三性”缺一，其价值不全， “三性”共鸣，善本碑帖的学术性就得到了立体呈现。目前，碑帖传播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为碑帖展览，一为碑帖出版。近些年碑帖展览异常活跃，有文博机构的碑帖文物展，有学术机构的研讨观摩展，有私人藏家的善本收藏展，还有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金石拓本全国巡回展等。总之，社会反响良好，深受大众喜爱和欢迎。通过展览积极推动了碑帖的传播和交流，并吸引了众多青年爱好者和艺术院校学生们的关注，这个曾经高冷的“黑老虎”，如今也变得越来越温润可人了。即便如此，参观善本碑帖展览总归还是专业圈里的观众所占比例大，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总是觉得“门槛”高，一时还找不到欣赏的门径。究其原因，问题似乎出现在展览的策划和呈现上。常常一入展厅，便是挂轴满壁，帖本列陈，序文百余字，展签十数言。此外，再不见任何与观众交流和互动的信息，全凭观众自己欣赏了。正如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所言：“当前博物馆陈列展览仍然存在观众需求感知不足、文物价值阐发不深、知识传播不到位等问题。”专业的博物馆尚且如此，其他展览馆便可想而知了。说到底这都是策展过程中没有阐释好展品的“三性”问题，即没有解决好碑帖的学术呈现问题。

《意见》提出要“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其实这就是做好善本碑帖学术传播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很多碑帖展览囿于各种条件限制，仅以展墙悬挂或展柜陈列的常规方式进行展示，尤其是那些在装潢上采用线装、蝴蝶装或推篷装的碑帖拓本，只能摊平一开进行展示，而其余十数开或数十开的内容却无缘一见，这对于观众来讲，近在咫尺却欲赏不能，实属遗憾。而极简的展品介绍更是难以满足观众的感知需求，如此这般实难提升大众普及的效果。运用多渠道、多媒体和立体化的传播手段形成系统的传播体系，将善本碑帖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以及拓本在递藏过程中积累的各家题跋和钤盖的鉴藏印等一一呈现给观众，深入挖掘和全面展示碑帖的多维信息，运用丰富的策展语言讲好中国的碑帖故事，才能推动善本碑帖更广泛的学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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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在“提升古籍工作质量”中要求，要“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出版是善本碑帖传播的另一重要方式，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珍贵碑帖大多都是从出版物中了解和熟识。它们通过出版的形式化身千万，置于读者案头，成为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工具。而每一场重要的碑帖展览往往也要出版一部与之相匹配的展览图录，以记录展览的相关信息。有的图录甚至超过展览的影响力，那是因为图录往往承载了更多展览蕴含的学术信息，较之展览更为系统和深入，甚至包含最新的学术成果。而与展览无关的碑帖出版，大都以“字帖”的身份出现，随着书法教育的普及和市场需求，字帖的出版几乎覆盖了所有综合类出版社，早已不是美术类出版社的专利。这类图书在为碑帖传播和普及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因专业人才力量不足，致其低水平、同质化、重复出版的现象颇为严重，于大众而言，无法从中全面领略碑帖的魅力。可喜的是，近两年国内涌现出一些较为专业的碑帖出版策划团队，他们面对丰富的公、私善本资源，扩大了出版的视野，不断地推出“新面孔”，打造“新善本”，出版了一系列以收藏和鉴赏为主的图书产品。不仅与那些同质化的字帖拉开了距离，又提高了碑帖研究的新水平。同时，在书籍设计和印刷装帧上也十分考究，给读者呈现的俨然是下真迹一等、可学、可鉴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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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看，这些院馆都拥有非常丰富的善本庋藏，大量“天生丽质”的碑帖精品，仍“养在深闺”待人识。希望能在《意见》指引下，抓住古籍事业发展新机遇，加大善本碑帖的整理和研究，坚持守正创新，古为今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新时代善本碑帖学术传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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